Poor Charlie's Almanack: A Preface from Louis Li

很喜歡看這本書，能令我的心"靜"下來，更令我繼續相信自己投資的路沒有走錯。
Kubimui 10-09-2011



中文版序文 by Louis Li

20多年前，作為一名年輕的學生隻身來到美國，我怎麼也沒有想到後來竟然從事了投資行業，更沒有想到由於種種機緣巧合有幸結識了當代投資大師查理•芒格先生。 2004年，芒格先生成為我的投資合夥人，自此就成為我終生的良師益友。這樣的機遇恐怕是過去做夢也不敢想的。

像全世界成千上萬的巴菲特/ 芒格崇拜者一樣，兩位老師的教導，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神奇業績，對我個人的投資事業起到了塑造式的影響。這些年受益於芒格恩師的近距離言傳身教，又讓我更為深刻地體會到他思想的博大精深。一直以來，我都希望將這些學習的心得與更多的同道分享。彼得•考夫曼的這本書是這方面最好的努力。彼得是查理多年的朋友，他本人又是極其優秀的企業家、“職業書蟲”。由他編輯的《窮查理寶典》最為全面地囊括了查理的思想精華。彼得既是我的好友，又是我的投資合夥人，所以我一直都很關注這本書的整個出版過程。2005年本書第一版問世時，我如獲至寶，反復研讀，每讀一次都有新的收穫。那時我就想把這本書認真地翻譯介紹給中國的讀者。不想這個願望又過了五年才得以實現。2009年，查理85歲。經一位朋友提醒，我意識到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應該是對恩師最好的報答，同時也完成了我多年來希望與同胞分享芒格智慧的心願。

現在這本書即將出版了，我也想在此奉獻我個人學習、實踐芒格思想與人格的心路歷程、心得體會，以配合讀者更好地領會本書所包含的智慧。

(一)

第一次接觸巴菲特／芒格的價值投資體系可以追溯到20年前。那時我剛到美國，舉目無親，文化不熟，語言不通。僥倖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就讀本科，立刻便面臨學費、生活費昂貴的問題。雖然有些獎學金也可以貸款，然而對一個身無分文的學生而言，那筆貸款是個天文數字，不知何時才能還清，對前途一片迷茫焦慮。相信很多來美國讀書的中國學生，尤其是要靠借債和打工支付學費和生活費的學生都有過這種經歷。

由於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長大，我那時對經商幾乎沒有概念。在那個年代，商業在中國還不是很要緊的事。一天，一位同學告訴我：“你要是想瞭解在美國怎麼能賺錢，商學院有個演講一定要去聽。”那個演講人的名字有點怪，叫巴菲特（Buffett），很像 “自助餐”（Buffet）的意思。我一聽這個名字蠻有趣，就去了。那時巴菲特還不像今天這麼出名，去的人不多，但那次演講於我而言卻是一次醍醐灌頂的經歷。

巴菲特講的是如何在股市投資。在此之前，股市在我頭腦裡的印象還停留在曹禺的話劇《日出》裡所描繪的1930年代上海的十裡洋場，充滿了狡詐、運氣與血腥。然而這位據說在股市上賺了很多錢的成功的美國商人看上去卻顯然是一個好人，友善而聰明，頗有些學究氣，同我想像中那些冷酷無情、投機鑽營的商人完全不同。

巴菲特的演講措辭簡潔、條理清晰、內容可信。一個多鐘頭的演講把股票市場的道理說得清晰明瞭。巴菲特說，股票本質上是公司的部分所有權，股票的價格就是由股票的價值——也就是公司的價值所決定的。而公司的價值又是由公司的盈利情況及淨資產決定的。雖然股票價格上上下下的波動在短期內很難預測，但長期而言一定是由公司的價值決定的。聰明的投資者只要在股票的價格遠低於公司實際價值的時候買進，又在價格接近或者高於價值時賣出，就能夠在風險很小的情況下賺很多錢。

聽完這番演講，我覺得好像撈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難道一個聰明、正直、博學的人，不需要家庭的支援，也不需要精熟公司管理，或者發明、創造新產品，創立新公司，在美國就可以白手起家地成功致富嗎？我眼前就有這麼一位活生生的榜樣！那時我自認為不適合做管理，因為對美國的社會和文化不瞭解，創業也沒有把握。但是如果說去研究公司的價值，去研究一些比較複雜的商業資料、財務報告，那卻是我的專長。果真如此的話，像我這樣一個不名一文、舉目無親、毫無社會根基和經驗的外國人不也可以在股票投資領域有一番作為了嗎？這實在太誘人了。

聽完演講後，我回去立刻找來了有關巴菲特的所有圖書，包括他致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股東的年信及各種關於他的研究，也瞭解到芒格先生是巴菲特先生幾十年來形影不離的合夥人，然後整整花了一兩年的時間來徹底地研究他們，所有的研究都印證了我當時聽演講時的印象。完成了這個調研後，我便真正自信這個行業是可為的。

一兩年後，我買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支股票。那時雖然我個人的淨資產仍然是負數，但積蓄了一些現金可以用來投資。當時正逢1990年代初，全球化的過程剛剛開始，美國各行業的公司都處於一個長期上升的狀態，市場上有很多被低估的股票。到1996年從哥大畢業的時候，我已經從股市投資上獲取了相當可觀的回報。

畢業後我一邊在投資銀行工作，一邊繼續在股票上投資。工作的第一年，我有幸全程參與了一間大公司的上市，並得到了一大筆獎金。可是我並不喜歡投行的工作，況且我發現在投行掙的工資和獎金加在一起還不如我業餘在股市上賺的錢多，這時我才突然意識到，投資股市對我而言不僅是一根救命稻草、一個愛好，甚至可以成為一個終生的事業。一年後，我辭職離開投行，開始了職業投資生涯。當時家人和朋友都頗為不解和擔心，我自己對前途也沒有十分的把握。坦白說，創業的勇氣同樣來自于巴菲特和芒格的影響。

1998年1月，我創立了自己的公司，支持者寡，幾個老朋友友情客串投資人湊了一小筆錢，我自己身兼數職，既是董事長、基金經理，又是秘書、分析員。全部的家當就是一部手機和一台筆記型電腦。其時適逢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石油的價格跌破了每桶10美元。我於是開始大量地買進一些亞洲優秀企業的股票，同時也買入了大量美國及加拿大的石油公司股票。但隨後的股票波動令我當年就損失了19%的帳面價值。這使得有些投資者開始擔心以後的運作情況，不敢再投錢了。其中一個最大的投資者第二年就撤資了。再加上昂貴的前期營運成本，公司一度面臨生存的危機。

出師不利讓我倍受壓力，覺得辜負了投資人的信任。而這些心理負擔又的確會影響到投資決策，比如在碰到好的機會時也不敢行動。而那時恰恰又是最好的投資時機。這時，巴菲特和芒格的理念和榜樣對我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在1973—1974年的美國經濟衰退中，他們兩位都有過類似的經歷。在我最失落的時候，我就以巴菲特和芒格為榜樣勉勵自己，始終堅持凡事看長遠。

隨後，在1998年的下半年裡，我頂住壓力、鼓起勇氣，連續作出了當時我最重要的三四個投資決定。恰恰是這幾個投資在以後的兩年裡給我和我的投資者帶來了數倍的回報。現在回頭來想，在時間上我是幸運的，但巴菲特和芒格的榜樣作用以及他們的書籍和思想，對我的確起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但是出色的業績並沒有給我帶來新的投資人。那個時候直到現在，絕大多數個人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在投資理念上基本上遵從一些我認為是腦子壞掉的理論。比如他們相信市場完全有效理論，因而相信股價的波動就等同真實的風險，判斷你的表現最看重你業績的波動性如何。我覺得同他們說話簡直是對牛彈琴。在我看來，投資股市最大的風險其實並不是價格的上下起伏，而是你的投資未來會不會出現永久性的虧損。單純的股價下跌不僅不是風險，簡直就是機會。不然哪裡去找便宜的股票呢？就像如果你最喜歡的餐館裡牛排的價格下跌了一半，你會吃得更香才對。買進下跌的股票時是賣家難受，作為買家你應該高興才對。我跟他們解釋我的投資原則就是遵循巴菲特和芒格他們的投資哲學。然而這時我才發現，雖然巴菲特和芒格很成功，但個人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的實際做法卻與巴菲特/芒格的投資理念完全相反。表面上那些成名的基金經理接受巴菲特/芒格的理論，而且對他們表現出極大的尊重，但在實際操作上卻根本是南轅北轍，因為他們的客戶也是南轅北轍的。他們接受的還是一套“波動性就是風險”、“市場總是對的”這樣的理論。而這在我看來完全是奇談怪論。

但為了留住並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我也不得不作了一段時間的妥協。有兩三年的時間內，我也不得不通過做長短倉（Long- Short）對沖去管理旗下基金的波動性。和做多（Long）相比，做空交易（Short）就很難被用於長期投資。原因有三：第一，做空的利潤上限只有 100%，但損失空間幾乎是無窮的，這正好同做多相反。第二，做空要通過借債完成，所以即使做空的決定完全正確，但如果時機不對，操作者也會面臨損失，甚至破產。第三，最好的做空投資機會一般是各種各樣的舞弊情況，但舞弊作假往往被掩蓋得很好，需要很長時間才會敗露。例如麥道夫的騙局持續幾十年才被發現。基於這三點原因，做空需要隨時關注市場的起落，不斷交易。

這樣做了幾年，投資組合的波動性倒是小了許多，在2001—2002年由互聯網泡沫引發的金融危機中我們並沒有帳面損失，並小有斬獲，管理的基金也增加了許多。對沖基金行業裡最具傳奇性的兩位前輩人物之一成為我的主要投資人，另外一位邀我共同成立一家亞洲投資基金。表面上看起來還挺風光，但其實我內心很痛苦。如果同時去做空和做多，要控制做空的風險，就必須不停地交易。但若是不停地交易，就根本沒有時間真正去研究一些長期的投資機會。這段時期的回報從波動性上而言比過去好，結果卻乏善可陳。實際上，那段時間出現了許多一流的投資機會。坦白的說，我職業生涯中最大的失敗並不是由我錯誤決定造成的損失（當然我的這類錯誤也絕不在少數），而是在這一段時間裡不能夠大量買進我喜歡的幾支最優秀的股票，我為此少掙的錢到現在還在增加。

這段時間是我職業生涯的一個低潮。我甚至一度萌生了退意，花了太多的時間在本不是自己主業的風險投資基金上。

在前行道路的十字路口，一個偶然的契機，我遇到了終生的良師益友查理•芒格先生。

初識查理是我大學剛畢業在洛杉磯投行工作的時候，在一位共同朋友的家裡第一次見到了查理。記得他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拒人於千里之外，他對談話者常常心不在焉，非常專注於自己的話題。但這位老先生說話言簡意賅，話語中充滿了讓你回味無窮的智慧。初次見面，查理對我而言是高不可及的前輩，他大概對我也沒什麼印象。

之後陸續見過幾次，有過一些交談，直到我們認識的第七年，在2003年一個感恩節的聚會中，我們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推心置腹的交談。我將我投資的所有公司，我研究過的公司以及引起我興趣的公司一一介紹給查理，他則逐一點評。我也向他請教我遇到的煩惱。談到最後，他告訴我，我所遇到的問題幾乎就是華爾街的全部問題。整個華爾街的思維方式都有問題，雖然伯克希爾已經取得了這麼大的成功，但在華爾街上卻找不到任何一家真正模仿它的公司。如果我繼續這樣走下去的話，我的那些煩惱永遠也不會消除。但我如果願意放棄現在的路子，想走出與華爾街不同的道路，他願意給我投資。這真讓我受寵若驚。

在查理的幫助下，我把公司進行了徹底的改組。在結構上完全改變成早期巴菲特的合夥人公司和芒格的合夥人公司（注：巴菲特和芒格早期各自有一個合夥人公司來管理他們自己的投資組合）那樣的結構，同時也除去了典型對沖基金的所有弊端。願意留下的投資者作出了長期投資的保證，而我們也不再吸收新的投資人。新的基金也保留了原基金的部分投資組合，包括我們在比亞迪的投資。

我於是進入到投資生涯的又一個黃金時期。我無須再受華爾街那些投資者各式各樣的限制，而完成機構改造之後的投資結果本身也證實了這一決定的正確性。雖然數字依然上上下下波動，但最終的結果卻是大幅度的增長。新的基金從2004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底，除去營運成本外，每年的複合回報率超過36%。而自1998年1月原基金創建開始計算，每年的複合回報率則超過29%。12年間，回報增長超過20倍。

撇開數字不談，這些年的工作順暢了許多。我無需糾纏於股市沉浮，無需不斷交易，不斷做空。相反，我可以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對公司的研究和瞭解上。我的投資經歷已經清楚地證明：按照巴菲特/芒格的體系來投資必定會使各方受益。但因為投資機構本身的限制，絕大部分的機構投資者不採用這種方式，因此，它給了那些用這種方式的投資者一個絕好的競爭優勢。而這個優勢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不會消失。

(二)

巴菲特說他一生遇人無數，從來沒有遇到過像查理這樣的人。在同查理交往的這些年裡，我有幸能近距離瞭解查理，也對這一點深信不疑。甚至在我所閱讀過的古今中外人物傳記中也沒有發現類似的人。查理就是如此獨特的人，他的獨特性既表現在他的思想上，也表現在他的人格上。

比如說，查理思考問題總是從逆向開始。如果要明白人生如何才能得到幸福，查理首先會研究人生如何才能變得痛苦；要研究企業如何做強做大，查理首先研究企業是如何衰敗的；大部分人更關心如何在股市投資上成功，查理最關心的卻是為什麼在股市投資上大部分人都失敗了。他的這種思考方法來源於下面這句農夫諺語中所蘊含的哲理：我只想知道將來我會死在什麼地方，這樣我就永遠不去那兒了。

查理在他漫長的一生中，持續不斷地收集並研究關於各種各樣的人物、各行各業的企業以及政府管治、學術研究等各領域中的著名失敗案例，並把那些失敗的原因排列成作出正確決策前的檢查清單，這使他在人生、事業的決策上幾乎從不犯重大錯誤。這點對巴菲特及伯克希爾50年業績的重要性是再強調也不為過的。

查理的頭腦是原創性的，從來不受任何條條框框的束縛，也沒有任何教條。他有兒童一樣的好奇心，又有第一流科學家所具備的研究素質和科學研究方法，一生都有強烈的求知欲，幾乎對所有的問題都感興趣。任何一個問題在他看來都可以使用正確的方法通過自學完全掌握，並可以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在這點上他和佛蘭克林非常相似，類似於一位18、19世紀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近代很多第一流的專家學者能夠在自己狹小的研究領域內做到相對客觀，但一旦離開自己的領域不遠，就開始變得主觀、教條、僵化，或者乾脆就失去了自我學習的能力，所以大都免不了瞎子摸象的局限。查理的腦子就從來沒有任何學科的條條框框。他的思想輻射到事業、人生、知識的每一個角落。在他看來，世間宇宙萬物都是一個相互作用的整體，人類所有的知識都是對這一整體研究的部分嘗試，只有把這些知識結合起來，並貫穿在一個思想框架中，才能對正確的認知和決策起到幫助作用。所以他提倡要學習在所有學科中真正重要的理論，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所謂的“普世智慧”，以此為利器去研究商業投資領域的重要問題。查理在本書中詳細地闡述了如何才能獲得這樣的“普世智慧”。

查理這種思維方式是基於對知識的誠實。他認為，這個世界複雜多變，人類的認知永遠存在著限制，所以你必須使用所有的工具，同時要注重收集各種新的可以證否的證據，並隨時修正，即所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事實上，所有的人都存在思想上的盲點。我們對於自己的專業、旁人或是某一件事情或許能夠做到客觀，但是對於天下萬事萬物都秉持客觀的態度卻是很難的，甚至可以說是有違人之本性的。但是查理卻可以做到凡事客觀。在這本書裡，查理也講到了通過後天的訓練是可以培養客觀精神的。而這種思維方式的養成將使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預測到別人預測不到的未來，從而過上更幸福、自由和成功的生活。

但即使這樣，一個人在一生中真正可以得到的真見卓識仍然非常有限，所以正確的決策必須局限在自己的“能力圈”以內。一種不能夠界定其邊界的能力當然不能稱為真正的能力。怎麼才能界定自己的能力圈呢？查理說，如果我要擁有一種觀點，如果我不能夠比全世界最聰明、最有能力、最有資格反駁這個觀點的人更能夠證否自己，我就不配擁有這個觀點。所以當查理真正地持有某個觀點時，他的想法既原創、獨特，又幾乎從不犯錯。

一次，查理鄰座一位漂亮的女士堅持讓查理用一個詞來總結他的成功，查理說是“理性”。然而查理講的“理性”卻不是我們一般人理解的理性。查理對理性有更苛刻的定義。正是這樣的“理性”，讓查理具有敏銳獨到的眼光和洞察力，既使對於完全陌生的領域，他也能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質。巴菲特把查理的這個特點稱作“兩分鐘效應”——他說查理比世界上任何人更能在最短時間之內把一個複雜商業的本質說清楚。伯克希爾投資比亞迪的經過就是一個例證。記得2003年我第一次同查理談到比亞迪時，他雖然從沒有見過王傳福本人，也從未參觀過比亞迪的工廠，甚至對中國的市場和文化也相對陌生，可是他當時對比亞迪提出的問題和評論，今天看來仍然是投資比亞迪最實質的問題。

人人都有盲點，再優秀的人也不例外。巴菲特說：“本傑明•格拉漢姆曾經教我只買便宜的股票，查理讓我改變了這種想法。這是查理對我真正的影響。要讓我從格拉漢姆的局限理論中走出來，需要一股強大的力量。查理的思想就是那股力量，他擴大了我的視野。”對此，我自己也有深切的體會。至少在兩個重大問題上，查理幫我指出了我思維上的盲點，如果不是他的幫助，我現在還在從猿到人的進化過程中慢慢爬行ā。巴菲特50年來在不同的場合反復強調，查理對他本人和伯克希爾的影響完全無人可以取代。

查理一輩子研究人類災難性的錯誤，對於由於人類心理傾向引起的災難性錯誤尤其情有獨鍾。最具貢獻的是他預測到，金融衍生產品的氾濫和會計審計制度的漏洞即將給人類帶來災難。早在1990年代末期，他和巴菲特先生已經提出了金融衍生產品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影響，隨著金融衍生產品的氾濫愈演愈烈，他們的警告也不斷升級，甚至指出金融衍生產品是金融式的大規模殺傷武器，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制止，將會給現代文明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海嘯及全球經濟大蕭條不幸驗證了查理的遠見。從另一方面講，他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也為防範類似災難的出現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知識，特別值得政府、金融界、企業界和學術界重視。

與巴菲特相比，查理的興趣更為廣泛。比如他對科學和軟科學幾乎所有的領域都有強烈的興趣和廣泛的研究，通過融會貫通，形成了原創性的、獨特的芒格思想體系。相對於任何來自象牙塔內的思想體系，芒格主義完全為解決實際問題而生。比如說，據我所知，查理最早提出並系統研究人類心理傾向在投資和商業決策中的巨大影響。十幾年後的今天，行為金融學已經成為經濟學中最熱門的研究領域，行為經濟學也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認可。而查理在本書最後一講“人類誤判心理學”中所展現出的理論框架，在未來也很可能得到人們更廣泛的理解和應用。

查理的興趣不僅限於思考，凡事也喜歡親歷親為，並注重細節。他有一艘世界上最大的私人雙體遊艇，而這艘遊艇就是他自己設計的。他還是個出色的建築師。他按自己的喜好建造房子，從最初的圖紙設計到之後的每一個細節，他都全程參與。比如他捐助的所有建築物都是他自己親自設計的，這包括了斯坦福大學研究生院宿舍樓、哈佛—西湖學校科學館以及亨廷頓圖書館與園林的稀有圖書研究館。

查理天生精力充沛。我認識查理是在1996年，那時他72歲。到今年查理86歲，已經過了十幾年了。在這十幾年裡，查理的精力完全沒有變化。他永遠是精力旺盛，很早起身。早餐會議永遠是七點半開始。同時由於某些晚宴應酬的緣故，他的睡眠時間可能要比常人少，但這些都不妨礙他旺盛的精力。而且他記憶力驚人，我很多年前跟他講的比亞迪的營運數位，我都已經記憶模糊了，他還記得。86歲的他記性比我這個年輕人還好。這些都是他天生的優勢，但使他異常成功的特質卻都是他後天努力獲得的。

查理對我而言，不僅是合夥人，是長輩，是老師，是朋友，是事業成功的典範，也是人生的楷模。我從他的身上不僅學到了價值投資的道理，也學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他讓我明白，一個人的成功並不是偶然的，時機固然重要，但人的內在品質更重要。

查理喜歡與人早餐約會，時間通常是七點半。記得第一次與查理吃早餐時，我準時趕到，發現查理已經坐在那裡把當天的報紙都看完了。雖然離七點半還差幾分鐘，但讓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等我讓我心裡很不好受。第二次約會時，我大約提前了一刻鐘到達，發現查理還是已經坐在那裡看報紙了。到第三次約會，我提前半小時到達，結果查理還是在那裡看報紙，仿佛他從未離開過那個座位，終年守候。直到第四次，我狠狠心提前一個鐘頭到達，六點半坐那裡等候，到六點四十五的時候，查理悠悠地走進來了，手裡拿著一摞報紙，頭也不抬地坐下，完全沒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以後我逐漸瞭解到，查理與人約會一定早到。到了以後也不浪費時間，會拿出準備好的報紙翻閱。自從知道查理的這個習慣後，以後我倆再約會，我都會提前到場，也拿一份報紙看，互不打擾，等七點半之後在一起吃早餐聊天。

偶然查理也會遲到。有一次我帶一位來自中國的青年創業者去見查理。查理因為從一個午餐會上趕來而遲到了半個小時。一到之後，查理先向我們兩個年輕人鄭重道歉，並詳細解釋他遲到的原因，甚至提出午餐會的代客泊車（valet park）應如何改進才不會耽誤客人45分鐘的等候時間。那位中國青年既驚訝又感動，因為在全世界恐怕找不到一位地位如查理一般的長者會因遲到而向小輩反復道歉。

在跟查理的交往中，另有一件事對我影響很大。有一年查理和我共同參加了一個外地的聚會。活動結束後，我要趕回紐約，沒想到卻在機場的候機廳遇見查理。他龐大的身體在過安檢檢測器的時候，不知什麼原因導致檢測器不斷鳴叫示警。而查理就一次又一次地折返接受安檢，如此折騰半天，好不容易過了安檢，他的飛機已經起飛了。

可查理也不著急，他抽出隨身攜帶的書坐下來閱讀，靜等下一班飛機。那天正好我的飛機也誤點了，我就陪他一起等。

我問查理：“你有自己的私人飛機，伯克希爾也有專機，你為什麼要到商用客機機場去經受這麼多的麻煩呢？”

查理答：“第一，我一個人坐專機太浪費油了。第二，我覺得坐商用飛機更安全。”但查理想說的真正理由是第三條：“我一輩子想要的就是融入生活（engage life），我不希望自己被孤立（isolated）。”

查理最受不了的就是因為擁有了錢財而失去與世界的聯繫，把自己隔絕在一個單間，隔絕在占地一層的巨型辦公室裡，見面要層層通報，過五關斬六將，誰都不能輕易接觸到。這樣就與現實生活脫節了。

“手裡只要有一本書，我就不會覺得浪費時間。”查理任何時候都隨身攜帶一本書，即使坐在經濟艙的中間座位上，他只要拿著書，就安之若素。有一次他去西雅圖參加一個董事會，依舊按慣例坐經濟艙，他身邊坐著一位中國小女孩，飛行途中一直在做微積分的功課。他對這個中國小女孩印象深刻，因為他很難想像同齡的美國女孩能有這樣的定力，在飛機的嘈雜聲中專心學習。如果他乘坐私人飛機，他就永遠不會有機會近距離接觸這些普通人的故事。

查理雖然嚴於律己，卻非常寬厚地對待他真正關心和愛的人，他不吝金錢，總希望他人能多受益。他一個人的旅行，無論公務私務都搭乘經濟艙，但與太太和家人一起旅行時，查理便會乘搭自己的私人飛機。他解釋說：太太一輩子為我撫育這麼多孩子，付出甚多，身體又不好，我一定要照顧好她。

查理雖不是斯坦福大學畢業的，但因他太太是斯坦福校友，又是大學董事會成員，查理便向斯坦福大學捐款6000多萬美金。

查理一旦確定了做一件事情，他可以做一輩子。比如說他在哈佛—西湖學校及洛杉磯一間慈善醫院的董事會任職長達 40年之久。對於他所參與的慈善機構而言，查理是非常慷慨的贊助人。而且查理投入的不只是錢，他還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以確保這些機構的成功運行。

查理一生研究人類失敗的原因，所以對人性的弱點有著深刻的理解。基於此，他認為人對自己要嚴格要求，一生不斷提高修養，以克服人性本身的弱點。這種生活方式對查理而言是一種道德要求。在外人看來，查理可能像個苦行僧，但在查理看來，這個過程卻是既理性又愉快的，能夠讓人過上成功、幸福的人生。

查理就是這麼獨特。但是想想看，如果芒格和巴菲特不是如此獨特的話，他們也不可能一起在50年間為伯克希爾創造出在人類投資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業績。近 20年來，全世界範圍內對巴菲特、芒格研究的興趣愈發地強烈，將來可能還會愈演愈烈，中英文的書籍汗牛充棟，其中也不乏獨到的見解。說實話，由我目前的能力來評價芒格的思想其實為時尚早，因為直到今天，我每次和查理談話，每次重讀他的演講，都會有新的收穫。這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對他的思想理解還是不夠。但這些年來查理對我的言傳身教，使我有幸對查理的思想和人格有更直觀的瞭解，我這裡只想跟讀者分享我自己近距離的觀察和親身體會。我衷心希望讀者在仔細地研讀了本書之後，能夠比我更深地領會芒格主義的精要，從而對自己的事業和人生有更大的幫助。

我知道查理本人很喜歡這本書，認為它收集了他一生的思想精華和人生體驗。晚年的查理時常引用下面這句出自《天路歷程》中真理劍客的話來結束他的演講：“我的劍留給能夠揮舞它的人。”通過這本書的出版，我希望更多的讀者能有機會學習和瞭解芒格的智慧和人格，我相信每位讀者都有可能通過學習實踐成為幸運的劍客。

(三)

與查理交往的這些年，我常常會忘記他是一個美國人。他更接近於我理解的中國傳統士大夫。旅美的20年間，作為一個華人，我常常自問：中國文化的靈魂和精華到底是什麼？客觀地講，作為“五四”之後成長起來的中國人，我們對於中國的傳統基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到了美國之後，我先是有幸在哥大求學期間系統地學習了對西方文明史起到塑造性作用的100多部原典著作，其中涵蓋文學、哲學、科學、宗教與藝術等各個領域，以希臘文明為起點，延伸到歐州，直至現代文明。後來又得益于哥大同時提供的一些關於儒教文化和伊斯蘭文明的課程，而對中國的儒教文化有了嶄新的瞭解和認識。只是當時的閱讀課本都是英文的，我古文修養不夠，很多索求原典的路途便只能由閱讀英文的翻譯來達成，這也是頗為無奈的一件事。

在整個閱讀與思考的過程中，我愈發覺得，中國文明的靈魂其實就是士大夫文化，士大夫的價值觀所體現的就是一個如何提高自我修養，實現自我超越的過程。《大學》曰：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套價值系統在儒家各派中都得到了廣泛的闡述，這應該說是中國文明最核心的靈魂價值所在。士大夫文明的載體是科舉制度。科舉制度不僅幫助儒家的追隨者塑造自身的人格，而且還提供了他們發揮才能的平臺，使得他們能夠通過科舉考試進入政府為官，乃至到達社會的最上層，從而學有所用，實現自我價值。

而科舉制度結束後，在過去的上百年裡，士大夫精神失去了具體的現實依託，變得無所適從，尤其到了今天商業高度發展的社會，具有士大夫情懷的中國讀書人，對於自身的存在及其價值理想往往更加困惑。在一個傳統盡失的商業社會，士大夫的精神是否仍然適用呢？晚明時期，資本主義開始在中國萌芽，當時的商人曾經提出過 “商才士魂”以彰顯其理想。今天，商業市場力量已經成為社會的主導，我以為這種理想更有可能成為現實了。

查理可以說是“商才士魂”的最好典範。首先，查理在商業領域極為成功，他和巴菲特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而在與查理的深度接觸中，我卻發現查理本質上是一個道德哲學家，一個學者。他閱讀廣泛，知識淵博，真正關注的是自身道德的修養與對社會的終極關懷。與孔子一樣，查理的價值系統內滲而外，宣導通過自身的修行以達到聖人的境界，從而幫助他人。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查理對自身要求很嚴。他雖然十分富有，但過的卻是苦行僧般的生活。他現在居住的房子還是幾十年前買的一套普通房子，外出旅行時永遠只坐經濟艙，而約會總是早到45分鐘，還會為了偶爾的遲到而專門致歉。在取得事業與財富的巨大成功之後，查理又致力於慈善事業，造福天下人。

查理是一個完全憑藉智慧取得成功的人，這對於中國的讀書人來講無疑是一個令人振奮的例子。他的成功完全靠投資，而投資的成功又完全靠自我修養和學習，這與我們在當今社會上所看到的權錢交易、潛規則毫無關係。作為一個正直善良的人，他用最乾淨的方法，充分運用自己的智慧，取得了這個商業社會中的巨大成功。在市場經濟下的今天，滿懷士大夫情懷的中國讀書人是否也可以通過學習與自身修養的提升來取得世俗社會的成功並實現自身的價值理想呢？　

我衷心地希望中國的讀者能夠對查理感興趣，對這本書感興趣。查理很欣賞孔子，尤其是孔子授業解惑的為師精神。查理本人很樂於也很善於教導別人，誨人不倦。這本書彙集了查理的一生所學與智慧，並將之毫無保留地與大家分享。查理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對中國的文化也很欽佩。近幾十年來儒教文明在亞洲取得的巨大的商業成就也讓越來越多的人對中國文明的復興更具信心。在“五四”近百年之後，今天的我們也許不必再糾纏于“中學”“西學”的“體用”之爭，只需要一方面坦然地學習和接受全世界所有有用的知識，另一方面心平氣和地將吾心歸屬于中國人數千年來共敬共守、以之安身立命的道德價值體系之內。

我有時會想，若孔子重生在今天的美國，查理大概會是其最好的化身。若孔子返回到2000年後今天的商業中國，他宣導的大概會是：正心，修身，齊家，致富，助天下吧！

(四)

本書第一至第三章介紹了查理的生平、著名的語錄，並總結了他關於生活、事業和學習的主要思想，第四章則收錄了查理最有代表性的十一篇演講。其中大多數讀者最感興趣的演講可能包含下面四篇：第一篇演講用幽默的方式概述了人生當如何避免過上痛苦的生活；第二、三篇演講闡述了如何獲得普世智慧，如何將這些普世智慧應用到成功的投資實踐中；最後一篇演講則記錄了查理最具有原創性的心理學體系，詳細闡述了造成人類誤判的23個最重要的心理學成因。

在過去的一年中，很多朋友為本書中文版的出版作出了貢獻。中文譯者李繼宏先生承擔了主要的工作，他的敬業精神和高超的文筆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長期的好友常勁先生為本書的校對、翻譯和注解傾注了大量心血，沒有他的幫助，我很難想像本書能夠按時完成。我因為比較熟悉查理的思想和語言風格，自然擔當起了最後把關的工作，如果本書翻譯中出現各種錯誤也理應由本人最後承擔。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的施宏俊先生儒雅、耐心、盡職、慷慨，實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合作夥伴。張辛女士在推動本書的翻譯、校對、編輯和出版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與這些傑出同事合作，使得本書的翻譯出版成為一次既有意義、又愉快的經歷。另外，本書的出版還獲得了國內很多朋友，尤其是價值投資界朋友的鼓勵和支持，在此一併感謝。

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