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苦海兄引用了一篇名為『香港 1997 ~ 2007 (特區十年史)』 的文章,小妹覺得可以此為戒,大家請緊記緊記歷史的教訓:
http://finance.discuss.com.hk/viewthread.php?tid=13376740&extra=page%3D1
金融風暴前的炒風,大約是香港主權移交前九個月(九六年秋季)開始的。其時樓價已在不斷攀升,但升幅仍「勉強可以接受」,只是重回數年前的頂峰而已。可是九月開賣的兩個新樓盤──荃灣「愉景新城」和北角「港運城」,反應熱烈,被地產界美譽為「雙城記」。自此炒風從豪宅蔓延到中小型的普通單位,樓價如火箭般飆升,大大影響尋常家庭的置業計劃。
家下蔓延到居屋同公屋
不過炒賣一個單位,動輒需要兩、三百萬港元,所需資本不菲。於是投機者想出不少方法鑽空子,以減輕成本,其中一種叫炒賣「摩貨」。一般而言,單位交易需時至少一、兩個月(實際時間由買賣雙方確定),買家先付樓價的一成作按金,等到一、兩個月後賣家搬走了,才簽訂正式買賣合約,繳付餘下的九成餘額。於是一些資本不足的炒家,趁這一、兩個月左右的空檔炒賣,只付一成的按金,然後旋即在這段空檔內把單位轉售圖利。這種做法有點像投機市場裡的槓桿式買賣(炒賣「孖展」margin buying),所需資金大大降低,只需一成的訂金(二、三十萬),而這些瞬間轉售的單位就叫做「摩貨」。不過箇中風險不小,因為炒賣「摩貨」的條件不僅是樓價攀升,而且要升得夠快夠多,足以支付律師費、印花稅等開支。此外,樓市交投也要暢旺,好把「摩貨」脫手。
但畢竟花無百日紅,九七年底樓市泡沫爆破後,這類炒家(俗稱「確認人」)無法在一、兩個月的空檔期內找到新買家,當然也無力支付餘下的九成樓價,只好撻訂而回,一成按金化為烏有。若他們炒賣的是新樓的話,光賠訂金仍不能脫身,因為個別地產商(香港首富李嘉誠的長實集團)會入稟向這些炒家追討重新發售時的一切損失。舉個例說,炒家在樓市高峰期時以五十萬元訂金,向某大地產商買下一個價值五百萬的新單位,但炒家在泡沫爆破後支付不了餘下的九成,便只好撻訂,讓地產商收回單位和沒收五十萬。後來該單位只能賣出四百萬,那麼原先的炒家不只賠掉訂金,還要支付地產商再次發售時少賺的數十萬元,以及期內管理費等開支。
除了炒賣「摩貨」,還有一些投機者不炒樓,只「炒籌」。鑑於九十年代初的首輪炒樓風潮曾引來黑社會(俗稱「飲筒黨」、「白手套黨」等)霸頭位搶購新樓,於是地產商放棄排隊的做法,改用抽籤去區別買家揀樓的次序。一些炒家為了搶先選購單位,索性向抽到前列位置的人「買籌」,於是樓市出現「炒籌」的現象。據傳媒報導,這些籌號的價值數以十萬元計。雖然有人質疑「籌價」被刻意誇大,但誰也不敢否定有「炒籌」這回事。「炒籌者」無須真金白銀付出數百萬元去購入一個單位,只需數萬至數十萬元的登記費,便可碰碰運氣。抽中前列位置的話,「炒籌者」便可即時把揀樓權賣給置業者或炒家。抽不上前列的,亦可佯稱心水單位賣光了,悉數取回整筆登記費。於是「炒籌」形同買彩票賭運氣,幾乎是無本生利。九七年一月,曾有一萬多人排隊等候「入票」(交登記費的支票),認購位於將軍澳的新屋苑「東港城」。當中不少人是特意向公司請半天假,偷偷跑去「撈外快」的,逼得候任特首董建華翌日大聲疾呼,勸人不要心急去買樓。不過炒家只視為耳邊風,繼續炒個不亦樂乎。類似的情況在九七年六月的炎夏裡重演,兩萬人齊集銅鑼灣的世貿中心,從白天到深夜,等著「入票」「購買」在青衣的新樓盤「灝景灣」,人龍連綿半公里以上。
清明上河圖門票都有人排
除此之外,投機者還「發明」了藉空殼公司去炒樓,以逃避印花稅的「詭計」。只要炒家賣樓時把空殼公司的股份賣給另一位炒家,那麼該單位的擁有權依然屬於空殼公司,不曾變動過,從而躲避政府在物業交易時徵收的印花稅(買家跟賣家須各自繳付可高達十萬元的稅款)。眼見炒家如斯「猖狂」,稅務局遂於九七年決定以利得稅向這一類炒家追討炒樓的暴利。
炒風熾熱,地產商亦隨之起舞。九七年三月,「大好友」黃志祥的信和集團以一百一十多億破紀錄的價錢,買下市區邊緣的小西灣地皮(即今天的「藍灣半島」),業界估計落成後將會賣一萬元一呎,轟動全城。惟單位落成後泡沫爆破,發售時樓價早已暴跌,令信和虧損不少。然而這還不算瘋狂,一位名不經傳的婦人在七個月後的土地拍賣裡,面不改容地參與競投,並以高價奪走地皮。及後官員才發現她原是神經失常的普通市民,根本無錢買地,使該塊土地要重新拍賣。拍賣流產後不久,首輪金融風暴便抵達香港,股市大瀉,樓市跟著崩潰,給搶走地皮的地產商倖免了做冤大頭,多花了錢。
至於「紅籌風暴」,在股市上一度「喧賓奪主」,本地大企業(藍籌股)罕有地被冷落一旁。人們只顧炒賣紅籌股,令股市成交額在九七年八月幾乎天天創新高。就在八月廿六日當天,十大成交股份裡竟然沒有一家屬於恆生指數成份股,絕大部份都是具有中國背景的紅籌或國企股。
總括而言,在泡沫經濟下,一九九七年的香港人要多瘋狂有多瘋狂。有閒錢的人在樓市和股市中競逐暴利,甚至向紅酒打主意,炒賣一番。小市民則趁著「回歸熱」,搜購和收藏象徵英國殖民統治的大大小小物件,其中一名老翁在等候郵政局發售最後一批印上英女皇頭像的郵票時,在長長人龍中死去。鑄上女皇頭或因慶賀回歸而鑄有特別圖案的硬幣,也給全民收藏起來,鬧錢幣荒(當年尚未有「八達通」電子零錢)。最終人們連舊款的地鐵車票也不放過,扣住不放。即使沒有參與炒賣的普羅大眾,亦連續數月守候電視機前,天天「追擊」「睇真D」(看真點)粵劇名伶新馬師曾(鄧永祥)臨終和死後,其家人及親友「表演」搶奪遺產的「真人騷」。中小學生則爭著玩日本的「他媽哥池」(Tamagotchi),一塊兒在上課時偷偷飼養「電子雞」,懶理老師在授課。從九六年九月計起的秋冬春夏,整個社會好不熱鬧,是香港史上最荒誕的一年,彷彿印證西方老大掉牙的一句話:「上帝要你滅亡,必先使你瘋狂。」
搭車玩埃風,翻工玩FB,一樣旁若無人
※ ※ ※ ※
金融風暴過後,董建華政府即時面對一連串經濟難題--如何振興經濟?怎樣解決守住聯繫匯率的代價(詳見第二章)?樓價已跌了一半,建屋大計還繼續嗎?
眾多問題中,董建華首要面對的是樓市大跌。其時不少市民對金融風暴期間股市和匯市的驚險感覺陌生,純粹認識了一個名叫索羅斯(George Soros)的國際「大鱷」,跑到香港來「搗亂」。市面只有零星擠提潮,「官鱷大戰」期間社會更是如常運作。可是樓市大起大跌卻對人們有切膚之痛,也觸動香港人的神經--畢竟置業是不少人一生最大的投資,隨時把兩夫婦足足一半以上的收入拿去「供樓」(償還銀行樓宇貸款)。金融風暴前的兩輪炒風,已激起小市民強烈不滿,打工仔買不起房子,投機者卻把樓房丟空炒賣。於是有人在立法局門外放置「詐彈」(假炸彈)以示不滿,房屋司黃星華也收過恐嚇信。九六年底,董建華還未「當選」時,記者已在追問他和其他「候選人」的房屋政策。董建華就職以後,近半市民希望他在首份施政報告裡,優先處理樓價問題,遠遠拋離其他民生或政治議題。
其時社會提議兩類壓抑炒風的措施:一類是施行干預市場的政策,例如徵收物業增值稅等,阻延炒家入市或增加炒樓成本;另一類則是增加土地供應,紓緩供不應求的市場。前一類措施在港督彭定康面對首輪炒風時(九二至九四年)曾用過,惟其後樓市死灰復燃,成效受質疑。董建華則傾向第二類方法,趁著北京在主權移交後不再規限賣地數目,大量增加土地以打擊炒風。只是這個治本之道不能救近火,非得等待兩至三年的建屋期才見效,因此他上任前(九七年一月)曾勸戒市民不要心急買樓。
劇本一模一樣
無奈董建華口中的「非理性樓價」持續攀升,使等待接任的他急不及待繞過快要撤離的港英政府,競自宣佈委任梁振英擔任房屋政策小組召集人,準備上台後放手大幹。就在七月一日凌晨的就職典禮上,董建華宣佈日後被千夫所指的「八萬五」建屋宏圖--未來十年之內,每年興建至少八萬五千個公私營住宅單位,並同時把市民自置居所比率,由五成增至七成。整整一百天後(十月八日),董建華宣讀首份施政報告,詳細列舉「八萬五」大計的指標,揚言:「我們有土地,有財源,有決心,有何理由做不到呢?」,做不了的話,將「有人要負責」。
首份施政報告公佈後,大多數市民頗滿意「八萬五」計劃,只有部份人抱怨大半年前聽從了他的呼籲,沒有急於買樓,結果眼巴巴看著樓價繼續飆漲,錯過「上車」的機會,為此董建華向公眾表示遺憾。輿論則認為「八萬五」算是溫和及恰當之舉,倒是質疑政府究竟有沒有能力執行這項大計,剎那間大興土木。在這期間,樓價一直在頂峰徘徊,絲毫不受「八萬五」影響,只有成交量開始下降。一些人甚至在董建華宣讀完施政報告後,渾然不覺「八萬五」會打擊樓市,繼續排隊買新樓(炒樓?)。豈料半個月後,金融風暴驟然襲來,國際炒家如前所述那樣分途狙擊港元和股市,扯高利息。對利率十分敏感的樓市立即受牽連,泡沫被戳破。來不及躲避的炒家只好紛紛撻訂,蝕賣物業,地產商也大幅割價兜售新樓盤,使樓價嘩啦嘩啦的跌個不停,從此一蹶不振。
最初社會樂見高昂的樓價下挫,回到「合理的水平」(畢竟樓價六年內升了一倍半)。可是樓價不住下挫,逐漸使人感到不對勁。縱使民主黨的房屋事務發言人李永達覺得政府不應因「暫時的跌市」而放棄「八萬五」,但越來越多人質疑董建華應否繼續執行十年建屋大計。政府也進退失據,這邊廂官員公開聲言「八萬五」不變,公營房屋(包括居屋在內)依舊大規劃興建,數量一下子大增一倍多,那邊廂卻又生怕私人樓宇市場「硬著陸」,背道而馳地「托市」。政府先是取消拍賣中環添馬艦的黃金商業地段,繼而在九八年六月宣佈停止賣地九個月,以及停建夾屋。與此同時,政府不斷擴大資助市民置業貸款的名額,取消部份打擊炒樓的措施,並藉著「按揭擔保計劃」、准許地產商提供「二按」等,讓置業者付少點首期便可「入市」,誘使人們去買樓。
花了一連串功夫,加上地產商為勢所逼,爭相減價促銷以套回現金後,樓市終於在九八年底暫時穩住,只是樓價已經比一年多前的高峰期下瀉了一半。其時董建華不敢明言「八萬五」政策已在動搖,由打擊炒樓逐步改為「托市」。按照中央政策組顧問練乙錚日後揭露,董建華聽從了新聞統籌專員林瑞麟之言,不肯向公眾宣判「八萬五」已死,連下屬也懵然不知,最終鬧出風波來。OO年六月底,董建華被傳媒追問「八萬五」何去何從時,他才坦承早在九八年他已經不再提起「八萬五」,所以「八萬五」已經「不存在」了,登時惹來全城痛罵,責難他秘而不宣。一眾高官也錯愕不已,因為行政會議召集人、也是被外界認定為「八萬五」始作俑者的梁振英,數月前才說「八萬五」仍是長遠目標。事實上,政府在九九年居留權爭議時,曾明言一百多萬人湧來香港的話,便無法完成「八萬五」計劃的七成市民置業目標,足見政府內部也不知道董建華放棄了建屋大計。鬧出「不存在」事件後數天,梁振英還在堅持「八萬五」是長遠目標,另一名行政會議成員唐英年也替董建華辯護,指董建華在訪問中沒有說過「取消」二字,只是增加計劃彈性而已,結果要勞煩董建華再次申明「八萬五」真的「不存在」了。自此以後,董建華在房屋事務的權威蕩然無存,人人皆言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混亂不堪,講一套做一套。
到了今天,「八萬五」已被香港人視為董建華任內頭號劣政,一輩子揹上摧殘樓市的罪名,下台數年仍有小學生在電視問答比賽中,把「八萬五」當作鴕鳥政策的同義詞。有人替董建華呼冤,說九七年十月的金融風暴才是樓市暴跌的元兇,董建華只是欠運地在風暴前夕,剛巧公佈「八萬五」大計而已。這種說法不無道理,既然過去的樓市是泡沫,即使董建華不公佈或施行建屋大計,泡沫早晚會爆破,而金融風暴扯高的三百厘利息正是戳破泡沫的一根刺。更何況地產商本身也趁著樓市熾熱多蓋樓房,使九九年起供應量倍增,樓價受壓。但這不等於說「八萬五」跟樓市崩潰毫不相干,當「外圍因素」把樓市泡沫戳破,那便是考驗董建華如何應對的歷史時刻。結果董建華在「托市」和壓抑樓價之間舉棋不定,不肯完全放棄建屋大計以穩住樓價,每次停止賣地和停售居屋只是維時數月「試試看」,要遲至O二年底才狠下決心實行「孫九招」。如此一來,樓價跌個不停,不少人嘗到樓市大跌的苦果,漸漸由支持「八萬五」打擊炒樓,轉為痛罵「八萬五」摧殘樓市。偏偏殘局未能收拾之餘,董建華沒有老實告訴市民和部下他打退了堂鼓,弄出「八萬五不提就不存在」的公關大災難,導致民間公憤,並賠掉整個政府的公信力。「不存在」這三字更不時被香港人拿來揶揄高官,哪怕董建華已經下台,人們還是照樣用「不存在」來諷刺特區政府虎頭蛇尾的處事方式。
今日死都要人幫佢地上車的人,他日又會點?
金融風暴前的炒風,大約是香港主權移交前九個月(九六年秋季)開始的。其時樓價已在不斷攀升,但升幅仍「勉強可以接受」,只是重回數年前的頂峰而已。可是九月開賣的兩個新樓盤──荃灣「愉景新城」和北角「港運城」,反應熱烈,被地產界美譽為「雙城記」。自此炒風從豪宅蔓延到中小型的普通單位,樓價如火箭般飆升,大大影響尋常家庭的置業計劃。
家下蔓延到居屋同公屋
不過炒賣一個單位,動輒需要兩、三百萬港元,所需資本不菲。於是投機者想出不少方法鑽空子,以減輕成本,其中一種叫炒賣「摩貨」。一般而言,單位交易需時至少一、兩個月(實際時間由買賣雙方確定),買家先付樓價的一成作按金,等到一、兩個月後賣家搬走了,才簽訂正式買賣合約,繳付餘下的九成餘額。於是一些資本不足的炒家,趁這一、兩個月左右的空檔炒賣,只付一成的按金,然後旋即在這段空檔內把單位轉售圖利。這種做法有點像投機市場裡的槓桿式買賣(炒賣「孖展」margin buying),所需資金大大降低,只需一成的訂金(二、三十萬),而這些瞬間轉售的單位就叫做「摩貨」。不過箇中風險不小,因為炒賣「摩貨」的條件不僅是樓價攀升,而且要升得夠快夠多,足以支付律師費、印花稅等開支。此外,樓市交投也要暢旺,好把「摩貨」脫手。
但畢竟花無百日紅,九七年底樓市泡沫爆破後,這類炒家(俗稱「確認人」)無法在一、兩個月的空檔期內找到新買家,當然也無力支付餘下的九成樓價,只好撻訂而回,一成按金化為烏有。若他們炒賣的是新樓的話,光賠訂金仍不能脫身,因為個別地產商(香港首富李嘉誠的長實集團)會入稟向這些炒家追討重新發售時的一切損失。舉個例說,炒家在樓市高峰期時以五十萬元訂金,向某大地產商買下一個價值五百萬的新單位,但炒家在泡沫爆破後支付不了餘下的九成,便只好撻訂,讓地產商收回單位和沒收五十萬。後來該單位只能賣出四百萬,那麼原先的炒家不只賠掉訂金,還要支付地產商再次發售時少賺的數十萬元,以及期內管理費等開支。
除了炒賣「摩貨」,還有一些投機者不炒樓,只「炒籌」。鑑於九十年代初的首輪炒樓風潮曾引來黑社會(俗稱「飲筒黨」、「白手套黨」等)霸頭位搶購新樓,於是地產商放棄排隊的做法,改用抽籤去區別買家揀樓的次序。一些炒家為了搶先選購單位,索性向抽到前列位置的人「買籌」,於是樓市出現「炒籌」的現象。據傳媒報導,這些籌號的價值數以十萬元計。雖然有人質疑「籌價」被刻意誇大,但誰也不敢否定有「炒籌」這回事。「炒籌者」無須真金白銀付出數百萬元去購入一個單位,只需數萬至數十萬元的登記費,便可碰碰運氣。抽中前列位置的話,「炒籌者」便可即時把揀樓權賣給置業者或炒家。抽不上前列的,亦可佯稱心水單位賣光了,悉數取回整筆登記費。於是「炒籌」形同買彩票賭運氣,幾乎是無本生利。九七年一月,曾有一萬多人排隊等候「入票」(交登記費的支票),認購位於將軍澳的新屋苑「東港城」。當中不少人是特意向公司請半天假,偷偷跑去「撈外快」的,逼得候任特首董建華翌日大聲疾呼,勸人不要心急去買樓。不過炒家只視為耳邊風,繼續炒個不亦樂乎。類似的情況在九七年六月的炎夏裡重演,兩萬人齊集銅鑼灣的世貿中心,從白天到深夜,等著「入票」「購買」在青衣的新樓盤「灝景灣」,人龍連綿半公里以上。
清明上河圖門票都有人排
除此之外,投機者還「發明」了藉空殼公司去炒樓,以逃避印花稅的「詭計」。只要炒家賣樓時把空殼公司的股份賣給另一位炒家,那麼該單位的擁有權依然屬於空殼公司,不曾變動過,從而躲避政府在物業交易時徵收的印花稅(買家跟賣家須各自繳付可高達十萬元的稅款)。眼見炒家如斯「猖狂」,稅務局遂於九七年決定以利得稅向這一類炒家追討炒樓的暴利。
炒風熾熱,地產商亦隨之起舞。九七年三月,「大好友」黃志祥的信和集團以一百一十多億破紀錄的價錢,買下市區邊緣的小西灣地皮(即今天的「藍灣半島」),業界估計落成後將會賣一萬元一呎,轟動全城。惟單位落成後泡沫爆破,發售時樓價早已暴跌,令信和虧損不少。然而這還不算瘋狂,一位名不經傳的婦人在七個月後的土地拍賣裡,面不改容地參與競投,並以高價奪走地皮。及後官員才發現她原是神經失常的普通市民,根本無錢買地,使該塊土地要重新拍賣。拍賣流產後不久,首輪金融風暴便抵達香港,股市大瀉,樓市跟著崩潰,給搶走地皮的地產商倖免了做冤大頭,多花了錢。
至於「紅籌風暴」,在股市上一度「喧賓奪主」,本地大企業(藍籌股)罕有地被冷落一旁。人們只顧炒賣紅籌股,令股市成交額在九七年八月幾乎天天創新高。就在八月廿六日當天,十大成交股份裡竟然沒有一家屬於恆生指數成份股,絕大部份都是具有中國背景的紅籌或國企股。
總括而言,在泡沫經濟下,一九九七年的香港人要多瘋狂有多瘋狂。有閒錢的人在樓市和股市中競逐暴利,甚至向紅酒打主意,炒賣一番。小市民則趁著「回歸熱」,搜購和收藏象徵英國殖民統治的大大小小物件,其中一名老翁在等候郵政局發售最後一批印上英女皇頭像的郵票時,在長長人龍中死去。鑄上女皇頭或因慶賀回歸而鑄有特別圖案的硬幣,也給全民收藏起來,鬧錢幣荒(當年尚未有「八達通」電子零錢)。最終人們連舊款的地鐵車票也不放過,扣住不放。即使沒有參與炒賣的普羅大眾,亦連續數月守候電視機前,天天「追擊」「睇真D」(看真點)粵劇名伶新馬師曾(鄧永祥)臨終和死後,其家人及親友「表演」搶奪遺產的「真人騷」。中小學生則爭著玩日本的「他媽哥池」(Tamagotchi),一塊兒在上課時偷偷飼養「電子雞」,懶理老師在授課。從九六年九月計起的秋冬春夏,整個社會好不熱鬧,是香港史上最荒誕的一年,彷彿印證西方老大掉牙的一句話:「上帝要你滅亡,必先使你瘋狂。」
搭車玩埃風,翻工玩FB,一樣旁若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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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風暴過後,董建華政府即時面對一連串經濟難題--如何振興經濟?怎樣解決守住聯繫匯率的代價(詳見第二章)?樓價已跌了一半,建屋大計還繼續嗎?
眾多問題中,董建華首要面對的是樓市大跌。其時不少市民對金融風暴期間股市和匯市的驚險感覺陌生,純粹認識了一個名叫索羅斯(George Soros)的國際「大鱷」,跑到香港來「搗亂」。市面只有零星擠提潮,「官鱷大戰」期間社會更是如常運作。可是樓市大起大跌卻對人們有切膚之痛,也觸動香港人的神經--畢竟置業是不少人一生最大的投資,隨時把兩夫婦足足一半以上的收入拿去「供樓」(償還銀行樓宇貸款)。金融風暴前的兩輪炒風,已激起小市民強烈不滿,打工仔買不起房子,投機者卻把樓房丟空炒賣。於是有人在立法局門外放置「詐彈」(假炸彈)以示不滿,房屋司黃星華也收過恐嚇信。九六年底,董建華還未「當選」時,記者已在追問他和其他「候選人」的房屋政策。董建華就職以後,近半市民希望他在首份施政報告裡,優先處理樓價問題,遠遠拋離其他民生或政治議題。
其時社會提議兩類壓抑炒風的措施:一類是施行干預市場的政策,例如徵收物業增值稅等,阻延炒家入市或增加炒樓成本;另一類則是增加土地供應,紓緩供不應求的市場。前一類措施在港督彭定康面對首輪炒風時(九二至九四年)曾用過,惟其後樓市死灰復燃,成效受質疑。董建華則傾向第二類方法,趁著北京在主權移交後不再規限賣地數目,大量增加土地以打擊炒風。只是這個治本之道不能救近火,非得等待兩至三年的建屋期才見效,因此他上任前(九七年一月)曾勸戒市民不要心急買樓。
劇本一模一樣
無奈董建華口中的「非理性樓價」持續攀升,使等待接任的他急不及待繞過快要撤離的港英政府,競自宣佈委任梁振英擔任房屋政策小組召集人,準備上台後放手大幹。就在七月一日凌晨的就職典禮上,董建華宣佈日後被千夫所指的「八萬五」建屋宏圖--未來十年之內,每年興建至少八萬五千個公私營住宅單位,並同時把市民自置居所比率,由五成增至七成。整整一百天後(十月八日),董建華宣讀首份施政報告,詳細列舉「八萬五」大計的指標,揚言:「我們有土地,有財源,有決心,有何理由做不到呢?」,做不了的話,將「有人要負責」。
首份施政報告公佈後,大多數市民頗滿意「八萬五」計劃,只有部份人抱怨大半年前聽從了他的呼籲,沒有急於買樓,結果眼巴巴看著樓價繼續飆漲,錯過「上車」的機會,為此董建華向公眾表示遺憾。輿論則認為「八萬五」算是溫和及恰當之舉,倒是質疑政府究竟有沒有能力執行這項大計,剎那間大興土木。在這期間,樓價一直在頂峰徘徊,絲毫不受「八萬五」影響,只有成交量開始下降。一些人甚至在董建華宣讀完施政報告後,渾然不覺「八萬五」會打擊樓市,繼續排隊買新樓(炒樓?)。豈料半個月後,金融風暴驟然襲來,國際炒家如前所述那樣分途狙擊港元和股市,扯高利息。對利率十分敏感的樓市立即受牽連,泡沫被戳破。來不及躲避的炒家只好紛紛撻訂,蝕賣物業,地產商也大幅割價兜售新樓盤,使樓價嘩啦嘩啦的跌個不停,從此一蹶不振。
最初社會樂見高昂的樓價下挫,回到「合理的水平」(畢竟樓價六年內升了一倍半)。可是樓價不住下挫,逐漸使人感到不對勁。縱使民主黨的房屋事務發言人李永達覺得政府不應因「暫時的跌市」而放棄「八萬五」,但越來越多人質疑董建華應否繼續執行十年建屋大計。政府也進退失據,這邊廂官員公開聲言「八萬五」不變,公營房屋(包括居屋在內)依舊大規劃興建,數量一下子大增一倍多,那邊廂卻又生怕私人樓宇市場「硬著陸」,背道而馳地「托市」。政府先是取消拍賣中環添馬艦的黃金商業地段,繼而在九八年六月宣佈停止賣地九個月,以及停建夾屋。與此同時,政府不斷擴大資助市民置業貸款的名額,取消部份打擊炒樓的措施,並藉著「按揭擔保計劃」、准許地產商提供「二按」等,讓置業者付少點首期便可「入市」,誘使人們去買樓。
花了一連串功夫,加上地產商為勢所逼,爭相減價促銷以套回現金後,樓市終於在九八年底暫時穩住,只是樓價已經比一年多前的高峰期下瀉了一半。其時董建華不敢明言「八萬五」政策已在動搖,由打擊炒樓逐步改為「托市」。按照中央政策組顧問練乙錚日後揭露,董建華聽從了新聞統籌專員林瑞麟之言,不肯向公眾宣判「八萬五」已死,連下屬也懵然不知,最終鬧出風波來。OO年六月底,董建華被傳媒追問「八萬五」何去何從時,他才坦承早在九八年他已經不再提起「八萬五」,所以「八萬五」已經「不存在」了,登時惹來全城痛罵,責難他秘而不宣。一眾高官也錯愕不已,因為行政會議召集人、也是被外界認定為「八萬五」始作俑者的梁振英,數月前才說「八萬五」仍是長遠目標。事實上,政府在九九年居留權爭議時,曾明言一百多萬人湧來香港的話,便無法完成「八萬五」計劃的七成市民置業目標,足見政府內部也不知道董建華放棄了建屋大計。鬧出「不存在」事件後數天,梁振英還在堅持「八萬五」是長遠目標,另一名行政會議成員唐英年也替董建華辯護,指董建華在訪問中沒有說過「取消」二字,只是增加計劃彈性而已,結果要勞煩董建華再次申明「八萬五」真的「不存在」了。自此以後,董建華在房屋事務的權威蕩然無存,人人皆言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混亂不堪,講一套做一套。
到了今天,「八萬五」已被香港人視為董建華任內頭號劣政,一輩子揹上摧殘樓市的罪名,下台數年仍有小學生在電視問答比賽中,把「八萬五」當作鴕鳥政策的同義詞。有人替董建華呼冤,說九七年十月的金融風暴才是樓市暴跌的元兇,董建華只是欠運地在風暴前夕,剛巧公佈「八萬五」大計而已。這種說法不無道理,既然過去的樓市是泡沫,即使董建華不公佈或施行建屋大計,泡沫早晚會爆破,而金融風暴扯高的三百厘利息正是戳破泡沫的一根刺。更何況地產商本身也趁著樓市熾熱多蓋樓房,使九九年起供應量倍增,樓價受壓。但這不等於說「八萬五」跟樓市崩潰毫不相干,當「外圍因素」把樓市泡沫戳破,那便是考驗董建華如何應對的歷史時刻。結果董建華在「托市」和壓抑樓價之間舉棋不定,不肯完全放棄建屋大計以穩住樓價,每次停止賣地和停售居屋只是維時數月「試試看」,要遲至O二年底才狠下決心實行「孫九招」。如此一來,樓價跌個不停,不少人嘗到樓市大跌的苦果,漸漸由支持「八萬五」打擊炒樓,轉為痛罵「八萬五」摧殘樓市。偏偏殘局未能收拾之餘,董建華沒有老實告訴市民和部下他打退了堂鼓,弄出「八萬五不提就不存在」的公關大災難,導致民間公憤,並賠掉整個政府的公信力。「不存在」這三字更不時被香港人拿來揶揄高官,哪怕董建華已經下台,人們還是照樣用「不存在」來諷刺特區政府虎頭蛇尾的處事方式。
今日死都要人幫佢地上車的人,他日又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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