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夕何夕，不知有多少人上街？
一個怎樣的城市，才會於回歸紀念當天，有數十萬人遊行，年復年成為一個約會。
市民身水身汗走上街大聲喊大聲罵，只為了讓政府聽聽自己的聲音。
曾繁光醫生說，有些人不願意聆聽，因為焦慮、緊張、沒安全感。
談及香港人快不快樂，曾醫生與我分享了《三國演義》劉備敗亡的教訓，說﹕「有些聲音明明可以拯救你，沒聽見，除了自己死，也連累眾人陪你一齊死。」
你或者會問，整個世界一樣壞，為什麼香港人要快樂？
但慢着，為什麼香港人要這般不快樂？
1. 享受與精神病患相處
私人執業了一年多的曾醫生氣息很好，訪問雖然在晚上進行，忙了一整天，他仍然像一隻快活無比的大熊仁，興高采烈，哈哈大笑。他見記者用墨水筆，從口袋掏出他的：「你睇我這支，透明的，坦蕩蕩，我有多少墨水你都能看見，我用來提醒自己，不要做作。」他十分自豪似的。
曾醫生快樂啊，私人執業雖然忙碌，但自由得多：「我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比以前忙，但更好玩，不需要再開會，寫計劃書，應付別人的臉色，喜歡講什麼都可以，愛罵誰便罵，但世上已經愈來愈少人值得我罵。」嘿！他形容現在看病為「嘆症」，享受花更長時間與每位精神病患相處，取得他們的信任，實驗新的療法。香港無論是心理和生理，怕且已經千瘡百孔，請曾醫生為香港診症，他顯然罵了個痛快，幸好香港還值得他出聲。
2. 基本生活有保障才會快樂
大概不用訴諸聯合國公布的快樂指數報告，也知道在眾多國家中排名六十七名的香港，市民們不甚快樂。首先，報章每天都上演着令人難堪的政府鬧劇，貪官可以僭建，市民只能住劏房；而當市民無啖好食時，大企業寧願將剩餘食物倒掉；而我們本來有的各種自由，彷彿亦日漸收窄……無論是方方面面都令人搖頭嘆息。
大環境令到人民不快樂，因為正如曾醫生所指，快樂需要一些條件：「人的基本生活有保障，不需要憂柴憂米，有地方住，有互相愛錫的家人，有份工作可以施展所長，貢獻社會，有互相扶持和關心的朋友，有信仰或信念，有了這些東西，才會令人快樂。」
是否太貪心呢？早十多年大家明明過着安穩日子，何故落得如此下場？父母輩努力上岸，可能捱過了，覺得這一代生活得太容易，光會埋怨，但曾醫生的確發現問題所在，第一個重心問題，是經濟：「香港的經濟轉型，做成很多低學歷和欠缺技能技術的人失業，搵朝唔得晏，人工自95至96年一直跌，社會卻有通脹，令這班人好慘。」近數年，雖然自由行人數大增，零售業發達，人人有工做，但生活仍然要捱着過，怎能快樂？
曾醫生笑說：「你知香港人好自大，50到90年代，一直好威水，買樓一直賺錢，忙着炒賣各樣，直到97的不景氣才體會到人生原來可以咁。有錢的人不見了很多錢，中產的變了負資產，甚至失業，低收入的人更不用說，威脅到他們的生存，自然不快樂。」
3. 「回歸」的不快樂
「回歸」也是香港人不快樂的重要因素，曾醫生分析：「有部分人的政治理想幻滅了，本來期望回歸後大概十年時間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或普選議員，誰不知2004年釋法，令一些人的夢想落空。」這令到香港人感到不被大陸信任，造成深層次矛盾﹕「要是你信我們，為何會有此舉？你不信我時，我又不信你，大家不合作，使一些人不太聽取民意，因為後面有別的事要做，這叫市民怎樣快樂？」
從另一個角度看，曾醫生認為香港正步入老年社會階段：「40-50歲以上的人愈來愈多，年輕人愈來愈少，一個倒梯形的社會結構，使經濟發展停滯，服務和各行各業被定形。」最典型的影響，亦是正在發生的——40至50歲的人佔了社會階梯的上層位置。「包括我自己，」曾醫生同情：「年輕人根本沒希望，看不見將來，就算等我退休都要20年後，年輕人變老了，他們該怎樣調整生命的期望呢？」在曾醫生的成長期，只要有書讀，讀上去，大學畢業就能尋覓理想，大學生現今卻五毫子一打，故可得出一結論：「社會結構令年輕人少了很多機會，經濟不景氣後公司引入合約制，員工容易被炒，無論是工作抑或生活，人們都欠缺安全感和歸屬感，連公務員亦如此，叫人怎樣安身立命？娶老婆生仔？很多人連樓都不敢買，怕沒工做，這是經濟轉型之外人口結構轉變帶來的衝擊，下一代不知怎樣面對。」
4. 社會愈見不公義
更甚的是，社會漸漸變得不公義，曾醫生指出：「通常一個社會，有公平的機會，讓每個人透過自身的努力和奮鬥換來成果的話，人民會開心。但香港愈來愈走樣，例如你想參政，已經無行，你不是建制派的話，無人會理你。甚至當時有三個人參選特首，總被當做是兩個，十分可笑，難道何俊仁不是人？」
如此情况，曾醫生認為顯露了香港人的情緒問題：「香港過分講成本效益，生活節奏和壓力太大，容易緊張，人一緊張就不能冷靜分析和思考複雜的問題。典型二分思維是欠缺安全感和焦慮的人慣用的思考方法，傾向兩極化，是或非，支持或不支持。比如唐英年和CY成了對立，實情他們是同一類別，理論上應該是何俊仁對他們兩個，不應是三角。」
香港首長一被衝擊拒聆聽
人若緊張，也容易固執，香港的首長彷彿就是自封為王的劉備。「一被衝擊便拒絕聆聽，要是政府官員是這樣的話，會聽不見百姓的聲音，要是那是一個老闆，也不能接納下屬的意見。」所以市民有市民聲嘶力竭，反對抗爭無效，過分熱誠或過分投入一種信念，令人妖魔化，曾醫生解釋：「妖魔化的例子是，你認為中央的說話一定對，硬要將廿三條立法，凌駕了人民的需要或感受，造成痛苦。當然，這是欠缺了討論，有獨裁傾向的情形下才會發生。民主的制度是慢慢討論，投票決定，少數服從多數。」
但情况顯然已經愈變愈壞，政府應做的事沒做，如為年輕人創造夢想，如普選，如最簡單的聆聽，通通沒有，市民有什麼可以做，去令生活變得快樂一點？
年輕人難創造夢想
曾醫生知道，兩個制度的嵌接和融合不容易，港人努力適應着社會的轉變帶來的震憾時，要學習世界上除了個人觀點外，還有很多不同意見，互相尊重：「你不能迫人接受你那一套，世上不止一或兩種對立意見，而是有六七八九十種，無辦法歸邊，分做兩大類，所以在多元複雜的情况下去互相尊重很重要。」
5. 好好生活 放鬆多包容
而落實到日常生活的話，小市民可以做的是好好生活。因為當人不放鬆，便連帶失卻了包容、寬恕，光會抱怨，不會快樂，曾醫生鼓勵：「例如工作，畀心機做，肯定自己工作的意義，已經好快樂。雖然在一個急功近利，事事求成果和講錢的資本主義社會，慣常以quota去判斷一個人成不成功，但這樣只會令人變成機械，尋找不到意義。」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是一份情，若做事有情，覺得老闆或家人對自己好，便會希望自己進步，報答這份心情，這精神早已經失落了。
在曾醫生眼中，多肯定自己，寬恕、放下、感恩，會使人快樂。而相對的，多稱讚、鼓勵、肯定別人，會令其他人快樂。是壓力令人欠缺了這些能力，但令人鼓舞的是﹕
「這些都不是與生俱來的，可透過學習去做，我設計了一個遊戲讓人學習怎樣放下。要是有些事情在心中實在難以放下或常常抱怨，可以回家後找一張重的椅子，雙手抱着，幻想那張椅子是自己無法放下的事，抱到自己無力時才放低。」椅子有重量，抱着自然會累，要是你可以抱4小時，就抱吧，直到自己沒有力氣，坐上去，感覺便會不一樣。
一種練習
今天遊行過後，你或者倦了，但讓我們一起回家，抱一張最沉重的椅子，三分鐘或許？
放下心中那一口無處宣泄的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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